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智库就积极组建跨国智库网络。但是，最初的主要目的是吸引海外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华裔科学家，使其成为中国智库的顾问或研究人员，到中国开展研究，以为中国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支持。究其原因，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需要引进西方先进的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经验；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大量的外资，这要求中国适应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需求，在国内进行适度的经济制度调整和社会结构的转型。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智库积极加入或主动建立一些跨国智库网络，以此为途径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这是由于中国要“走出去”，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越来越高，中国与更多国家、国际组织开展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合作治理。特别是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智库既要讲好“中国故事”，又要深化对沿线各国的国情研究，加强风险评估，完善“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框架和实施路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建议。因此，中国智库开始积极主动地建立跨国智库网络，以提高政策研究能力。与此同时，各种类型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都积极组建跨国智库网络，以提高其参与国际公共政策决策能力。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公共决策的重心从经济政策转向社会政策，在制定重大社会政策时，我国政府除了咨询官方智库外，也开始征求各类外部政策研究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同时，随着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各种外交政策智库也逐渐兴起。各种类型的中国智库活跃起来，积极参与国内公共政策、外交政策的讨论。

这也为中国社会智库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总体而言，中国的智库可以分为三类：党政部门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属的政策研究机构，以及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各级政策研究室、各级地方参事室），以社会科学院系统及大学所属的政策研究机构为代表的学术智库，以及社会智库。不同类型的智库均积极参与国际政策讨论，研究如何解决外交政策问题，或者吸取他国的公共政策经验为我国服务。随着社会智库的不断发展、壮大，其已成为跨国智库网络的一个重要参与主体。

总体而言，中国智库参与的或主动建立的跨国智库网络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服务于中国政府参与或发起的多边外交的跨国政策网络。这类跨国智库网络通常围绕中国参与的多边外交机制举行平行的研讨会议，紧贴官方的政策议题，展开深入的政策研究。其合作伙伴通常包括政府智囊团、大学研究机构和其他科研机构、独立的私营智库、媒体、政府官员，如G20框架下的T20、17+1框架下的智库网络、中非合作论坛下的中非智库网络、中国 - 拉共体论坛框架下的中国 - 拉美智库网络等。由于大多数的中国智库与中国政府建立的良好关系，特别是许多智库具有官方背景，加入或组建这类跨国智库网络有利于中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就全球治理中的问题交换意见，因此，这些跨国智库网络常常能够搭建起政策对话平台，其主要职能是开展舆论调查，就中国与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关系开展研究并提出建议，有时还发挥“二轨外交”和“一轨半外交”的功能，帮助我国外交部门协调外交工作。

第二类则是中国智库主动建立的政策研究网络。这类跨国智库网络致力于开展独立的政策研究，界定新的政策问题，并提出创新性的政策建议，以影响政策议程设置。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注册设立了新型学术性研究智库——中国 - 中东欧研究院，其主要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具体承办，目的是帮助前往中东欧的中国学者保持学术联系，开展调查研究，也通过组织会议、邀请中东欧作者发表论文、资助中东欧智库的研究项目等方式，促进中国智库与中东欧智库的政策观点交流。中国 - 中东欧研究院是在欧洲独立注册的第一家中国智库。其未来目标是把中国 - 中东欧研究院打造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化智库，成为连接中国和中东欧学者以及世界学者的一座桥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广纳世界精英，包括前伦敦市副市长罗思义（John Ross）、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Essam Sharaf）等多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有助于其建立起一个规模更广的跨国研究网络，提高智库的政策研究水平和政策影响力；清华大学和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联合创办清华 - 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对一些全球性议题提供中立、独立的研究。

通过参与或组建跨国智库网络，中国智库提高了参与国际公共政策的能力，并积累了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有效运营智库的管理经验，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国智库在国际论坛上表达自己的独立声音的能力不足，也就无法在国际政策讨论中掌握话语权。王耀辉认为，中国智库在外交政策决策上的影响，一般仅限于信息沟通和“纳谏者”角色，国际知名度和认可度仍有待提高。造成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如下三点。

第一，目前中国智库主要是围绕政府的多边外交开展活动而参与跨国智库网络，中国智库关注的问题与多边外交的官方政策议题相关联，一旦重要的多边官方会议结束，智库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度就会下降，没有对一个政策问题进行深入和持续的前瞻研究。

第二，在参与国际事务时，中国智库面临西方智库的竞争，特别是西方的科学规范和话语的霸权的冲击。因为西方智库扩张的过程中，西方主导的研究范式和话语霸权也在扩张。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政策理念往往反映了全球资本的需求。而且，当前中国绝大多数智库基本上是处在忙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阶段，缺乏全

球化的思维、国际化的眼光和前瞻性、系统性的研究能力，致使主导政策辩论的能力偏弱。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2020年COVID-19疫情导致的治理危机之后，西方的治理理念不再具有以前的强势地位，这也为中国智库基于中国的治理经验提出新的全球治理观并分享自己的发展经验提供了契机。

第三，当前中国智库的运行模式不利于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导致独立研究能力仍不强。其原因之一是运营经费不足。许多中国知名智库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部门直接拨款，存在资金紧张的问题，即使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这样的政府智库也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社会智库的生存更是极其艰难，一方面社会智库难以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企业、社会团体等的资助也较少。此外，中国智库之间的合作不够。有较大影响力的中国智库大多数具有官方背景，常常隶属于不同的党政部门。例如，参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各个部委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如外交部下属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家安全部下属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商务部下属的中国国际贸易与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科学院等研究机构。这些智库常常按照政府部门的“命题作文”开展针对性的研究，而且其研究成果常常只汇报给上级主管部门，较少与同行进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