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为党和政府科学民 主依法决策提供支撑。7 年多来，各地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和广大高校相互协同，逐渐构建起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产出了系列智库成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智慧。 服务地方发展是新型智库的首要任务。新型智库面向世情国情、立足地方发展需要，为地方政府公共决策提供理论分析和实践参考。厘清新型智库成果产出的影响因素及其组态路径既有助于新型智库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更加高质量的咨询服务，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还有利于新型智库建设，推动社科院、党校以及高校等单位构建多元化的智库发展策略。

湖北是科教大省，高校院所等智力单位较为密集。2015年以来依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委党校以及6所“211”部属高校、1所国家部委直属高校、2所省属高校，先后成立11家新型智库单位，产出了较高质量的资政成果，具备了一定的新型智库发展经验。因此， 以湖北为例，探讨多种新型智库成果产出影响因素的组态路径具有现实意义。以湖北11家新型智库单位作为考察样本，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sQCA）探究影响智库成果产 出的多种因素组态，进而归纳不同智库促进成果产出的多重有效路径。 

1 文献综述与理论模型 

智库理论研究是一门交叉学科，具备不同维度与多元属性的知识内涵，多样交叉的特点促使智库能够以真正为民众服务的愿景影响公共政策。基于《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建构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理论，把新型智库成果产出视为“动因”“条件”“因素”，将新型智库成果产出看作“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重要目标，以期达到具备“特色鲜明、长期关注的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的建设标准。换言之，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产出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初衷，也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理应达到的预期效果。《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制度保障体系”“加强组织领导”四个主体章节，分别围绕交流合作、运行机制、发展环境和人才队伍四个方面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与服务政府决策提出了具体要求。交流合作涉及了对内对外广泛交流与 重点媒体支持，运行机制强调了制定智库发展规划与智库成果考核制度，发展环境阐述了以市场购买服务拓展经费来源与深化应用成果转化机制改革，人才队伍要求完善智库人才培养体系与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流动。

1.1 交流合作 

交流合作是新型智库成果产出的重要前提，主要包括交流互动和媒体合作两个关键因素。交流互动是学理向实践转化的过程，促进智库成果更加符合公共政策议程设置。James G. McGann认为智库成果应立足公众层面进行知识转化，通过融合知识理论与公众视角影响决策。习近平将调查研究视作党和政府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这要求智库与不同单位进行互动，与不同群体进行多方交流。媒体合作是评价新型智库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将媒体合作视为提高决策咨询服务水平的重点所在。 朱旭峰等论证了权威媒体合作对于智库成果产出的重要性。梁丽等阐释了新兴媒体在智库成果产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1.2 运行机制 

运行机制是新型智库成果产出的重要支持，主要包括建设规划和成果考核两个因素。建设规划促进智库优化资源配置与科学布局。《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 强调高校智库应统筹规划各类科研院所、人才团队和项目设置。然而部分高校智库由于缺少清晰的发展规划，成果认定依据不足导致智库成果产出受限。成果考核是智库评价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社会智库应在管理体系 中建立科学的考核激励机制。不同类别新型智库与主体单位在目标定位、发展重点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清晰的建设规划与有效的成果考核对于智库成果产出显得更加重要。 

1.3 发展环境 

发展环境是新型智库成果产出的重要保障，主要包括经费保障和转化平台两个核心因素。第一，新型智库项目研究需要经费保障。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将经费保障作为产出高水平资政报告的重要动因。新型智库主要依托课题项目开展各项研究工作，纵向或横向课题为新型智库带来了研究经费。部分高校及社科院智库为了鼓励 成果产出，为智库项目提供了等比例配套经费。第二，新型智库成果需要通过多种平台转化，以有效途径及时报送政府部门。《中国智库影响力评价排名》年度报告中指出部分 智库缺乏自主转化平台降低了成果报送的时效性。 

1.4 人才队伍 

人才队伍是新型智库成果产出的主体力量，主要包括科研人员和后备人才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科研人员的培养。美国智库学者 Paul Dickson强调了智库提供政策咨询是建立在科研人员运用多种科学方法研究的结果。李蒙等基于湖北57所高校研究基地调查发现智库专职科研人员数量均有所增加，理顺“智-研”关系是促进智库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 二是后备人才锻炼。Donald E.Abelson 等强调成果丰硕的国际化智库通常具备多元化的后备人才队伍。应用型成果产出需要加强智库人才的多条线、多部门锻炼。多样性与交叉性是智库理论的内在特征，新型智库成果产出是受到多层面多维度因素影响的复杂现象。既有研究围绕《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涉及的智库成果产出相关因素开展广泛探讨，但研究结论大多围绕单一层面或单个因素进行阐释，尚缺少综合不同层面影响因素开展全面系统的定量分析研究，这并不利于深刻揭示新型智库 成果产出的复杂机理。为此，基于《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的新型智库建设理论，对新型智库成果产出影响因素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进行考察。定性比较分析（QCA）通常采用问题导向法、研究框架法、理论视角法、文献归纳法和现象总结法确定条件。综上，本文从理论视角出发，结合问题导向与现象总结，将新型智库成果产出作为结果变量，把交流互动、媒体合作、建设规划、成果考核、经费保障、转化平台、科研人员和后备人才视为条件变量，提出了新型智库成果产出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见图1。

2 研究设计 

2.1 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是介于定性与定量研究之间的第三种研究途径，其本质是布尔代数运算法则，QCA 方法正广泛应用于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帮助研究者深入剖析中小样本案例的内在逻辑，开辟了新研究思路。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简称 csQCA）是QCA分析中较为常见的方法之一，选择csQCA对新型智库成果产出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原因在于：一是本研究试图通过探讨影响新型智库成果产出的多种因素，揭开新型智库成果产出的运行黑箱，而QCA技术善于解读众多复杂社会现象及其背后隐藏的内在逻辑。二是多案例研究方式可以有效减少单一案例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而且csQCA采用二分赋值，即对所有变量进行类似“是”与“否”的二分界定，有利于保持因素变量的自由表达。三是QCA聚焦中小样本的多重并发复杂因果关系，样本容 量通常为10-60个，本研究样本容量符合此要求。 

2.2 案例来源与数据收集 

研究数据主要来自湖北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的《湖北新型智库发展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案例覆盖湖北省委宣传部主管的11家新型智库，11家智库的主体单位可以分为三类：社科院、省委党校和在汉高校，每个新型智库都有一个相对集中的关注领域（见表1）。

《报告》编制课题组采用问卷调查、线上视频对话或线下面对面访谈，以及召开专家座谈会等调研方式，获取和整理了大量数据。围绕交流合作、运行机制、发展环境、人才队伍等方面，对交流互动、媒体合作、建设规划、成果考核、经费保障、转化平台、科研人员、后备人才等8个影响新型智库成果产出的变量因素，以及智库成果产出情况进行数据整理（见表2）.

2.3 变量说明与数据赋值 

2.3.1 条件变量 

（1）交流互动。智库参与调研考察、学术活动的次数，2019年11家新型智库参加调研考察、学术活动共计399人次。 

（2）媒体合作。智库与媒体合作的次数。2019年11家新型智库接受中央媒体采访、参加主流媒体访谈共计167次，在国家“三报一刊”发文共计44篇，在省内党报党刊发文共计184篇，在国际主流媒体发文共计2篇。 

（3）建设规划。新型智库编制的总体规划或专项规划数量之和。11家新型智库中有6家制定了总体规划，7家制定专项规划。 

（4）成果考核。领导批示、部门采纳等决策咨询成果是否列入人才成果认定与考核体系中，8家智库单位将决策咨询成果列入考核体系。 

（5）经费保障。新型智库用于成果研究的经费数量。2019年11家智库研究经费共6742.9万元，平均经费数量约613万元，最低20万元，最多5,782万元。 

（6）转化平台。智库成果的报送平台与渠道数量。成果转化渠道和平台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与党委、政府政研部门直接“对话”的方式；二是采取内参、内刊、专报、要报、信息汇编等方式；三是采取报刊及互联网合作方式。 

（7）科研人员。新型智库的科研人员数量。2019年科研人员数量达到20-50人的新型智库占54.5%，50-100人的占18.2%，100人以上的占27.3%。新型智库科研人员总体规模大小适中，智库间规模差距不大，湖北发展战略研究院、湖北社会建设研究院、湖北党建研究院科研人员数量超过100人。 

（8）后备人才。后备人才指智库研究人员在政府部门任职或挂职，以及政府官员在智库挂职或担任课题负责人的数量。2019年11家新型智库中有8家智库人员在政府部门任 职或挂职，占72.7%；3家智库引入政府官员，占27.3%。 

2.3.2 结果变量 

成果产出。领导批示与部门采纳次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是新型智库的重要使命，将智库成果获得各级领导批示和部门采纳的次数，作为衡量新型智库成果产出的结果变量。2019年，11家湖北新型智库获国家级领导肯定性批示9次，批示率为5%；获省级领导肯定性批示138次，批示率为45%；获得各级实际部门采纳51次，采纳率为24.5%。 

2.3.3 数据赋值 

对条件变量（1）（2）（3）（5）（6）（7）（8）及结果变量，按照数量多少进行排名，11家新型智库中第6名为中间水平，那么相关条件数量排名达到第6名的新型智库赋值为1， 否则赋值为0。对条件变量（4），咨询成果列入考核体系的智库赋值为1，未列入的赋值为0（见表3）。

2.4 构建真值表 

在进行组态分析前，根据变量赋值构建真值表（Truth Table）。将赋值数据导入软件 fs/QCA_3.0，根据学者的研究经验，将数据一致率设置为0.8，将案例设置为1，得到所有样本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发生情况。选取交流互动、媒体合作、建设规划、成果考核、 经费保障、转化平台、科研人员、后备人才为条件变量，成果产出作为结果变量，构建真值表如表4所示。通过真值表可以进一步观察，新型智库高成果产出与低成果产出，条件变量组合条件出现或不出现的具体情况。

3 研究结果 

3.1 单变量必要性检验 

在进行组合条件分析前，首先对影响新型智库成果产出的单变量进行必要性检验，观察单一影响因素对新型智库成果产出的解释程度。通常当单个条件变量一致率为1时，说明条件变量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也有学者指出，单变量必要性存在0.1的幅度，即单变量一致率达到0.9时，认为单变量接近必要性条件。根据表5显示，8个条件变量一致率均低于0.9，都没有达到必要性条件的标准，说明新型智库成果产出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结果，单一条件不足以解释新型智库成果产出。8个条件变量一致率均大于0.5， 说明上述条件变量能够解释至少一半以上的新型智库成果产出，验证了上述条件变量作为 新型智库成果产出影响因素的促进作用。其中，成果考核、科研人员、后备人才三个条件的一致率超过0.7，显示出较强的解释力。

3.2 组态分析 

通过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得到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中间解主要针对符合理论和实际的案例纳入逻辑余项，有助于学者们观察和分析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的内在逻辑，因此，研究结果采用中间解。将上文赋值数据导入软件fs/QCA_3.0，根据拉金的建议，将一致率设置为0.8，频数设置为1，得到新型智库高成果产出的7条路径（见表6） 和低成果产出的4条件路径（见表7）。总体一致率均为1，说明7条路径构成新型智库高成果产出的充分条件，4条路径构成新型智库低成果产出的充分条件。总体覆盖率也为1， 即7条路径解释了所有高成果产出的原因，4条路径解释了所有低成果产出的原因。 

3.2.1 新型智库高成果产出路径分析

表6提供7条新型智库高成果产出组态，说明了新型智库高成果产出路径的多元化， 不同因素之间的合理搭配成就了新型智库的高成果产出。根据影响因素的组态构型，可以将7条路径归纳为三种类型。 

（1）以强成果考核与强科研人员为主导的组态，路径1a、1b和1c属于该类型。该类型的内涵为通过良好的成果考核机制，激励科研人员从事智库成果研究，增加智库成果在科研人员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如职务晋升、职称评审、人才评选，引导科研人员投入更多精力从事智库成果研究。具有激励性的考核机制将吸引更多科研人员参与智库课题，有利于提高新型智库成果产出的数量与质量。高成果产出的良好成绩为新型智库完善成果考核机制带来动力，进而形成更具竞争力的成果评价体系，由此成果考核与科研人员进入一种良性互动状态。类型一的原始覆盖率为0.428571，可以解释接近43%的案例，对应的新型智库是湖北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院、湖北党建研究院和湖北意识形态研究院。

（2）以强交流互动和强后备人才为主导的组态，路径2a、2b和2c属于这一类型。该类型的内涵为，通过加强新型智库与不同单位之间的交流互动，丰富新型智库研究主题， 拓展课题项目研究思路，在交流互动中获取更多研究素材，进而促进智库成果产出。后备人才作为新型智库与党政部门的重要交流桥梁，推动新型智库与不同单位之间增进认识、 加深了解，促进新型智库为党政部门等服务对象提供更具实效的应用成果。在强交流互动与强后备人才的配合下，智库成果转化渠道更畅通，更有利于咨政建言成果的及时转化。新型智库与各单位之间的频繁互动，也有助于新型智库从各单位争取更多的研究项目，因此，路径2a、2b和2c同时呈现强经费保障与强转化平台。类型二的原始覆盖率为0.428571，对应的新型智库是湖北发展战略研究院、湖北社会建设研究院和湖北全面小康建设研究院。 

（3）以强媒体合作为主导的组态，路径3属于这一类型。该类型的内涵为在交流互动、科研人员和后备人才少，且经费保障和转化平台等条件较弱时，通过强媒体合作促进新型智库高成果产出。加强媒体合作成为新型智库增加话语权、扩大影响力的手段，特别是在《人民日报》《求是》等权威报刊发文，不少智库单位认定为权威成果，为智库成果产出提供了科研评价导向。另一方面，新型智库通过媒体发声，宣传和阐释党和国家政策，引导社会舆情，也可以增强学者与智库的知名度，传播新型智库的研究观点。党政部门也有更多机会关注到新型智库研究动态，增加合作机会。强媒体合作组态为新型智库高成果产出提供了又一路径。类型三的原始覆盖为0.142857，对应的新型智库是湖北文化建设研究院。 

3.2.2 新型智库低成果产出路径分析

表7提供4条新型智库低成果产出组态，均抑制新型智库成果产出。弱科研人员、弱后备人才出现频次多，反映队伍建设不足对成果产出的抑制作用，验证了学者的观点。 强建设规划和强经费保障同样出现了较多频次，说明了较多的建设规划和较多的研究经费可能会对智库成果产出起到反向作用。实践中，新型智库建设规划需要通过有效执行才能 发挥价值，而新型智库作为公益性组织，并不以盈利为目标，当经费过多时，反而不利于高质量研究成果产出。

4 结论与启示

基于政府导向与社会需求，参与新型智库建设的单位逐年增多，厘清新型智库成果产出影响因素及其组态，对于新型智库建设与公共政策制定显得十分必要。通过选取交流互动、媒体合作、建设规划、成果考核、经费保障、转化平台、科研人员与后备人才8个解释变量，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对湖北省新型智库成果产出进行分析，目的在于挖掘影 响新型智库成果产出的各种因素及其组态，为新型智库建设提供理论指引与实践参考。基于多重影响因素组态，得出如下结论。 

（1）交流互动、媒体合作、建设规划、成果考核、经费保障、转化平台、科研人员与 后备人才是影响新型智库成果产出的重要因素，但是单一因素无法决定新型智库成果产出， 这契合了定性比较分析的集合特征。在促进新型智库高成果产出的影响因素组态中，既有 一个条件主导也有多个条件主导，主导条件与多种因素的不同搭配造成了智库成果产出的 差异性。

（2）新型智库高成果产出存在7条组合路径，可以归纳为3种类型，一是强成果考核 和强科研人员为主导的组合，二是强交流互动和强后备人才为主导的组合，三是强媒体合作为主导的组合。主导条件在高成果产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强成果考核和强科研人员相互促进，构成推动新型智库成果产出的重要激励模式。强交流互动和强后备人才增强了新型智库的内生发展能力，为高成果产出提供了一条可持续路径。强媒体合作扩大了新型智库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为智库建设与成果产出带来了更多机遇。 

（3）新型智库低成果产出同样受到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高/低成果产出的影响因素 组态存在非对称性。研究发现了新型智库低成果产出的4条路径，这4条路径与高成果产出的7条路径存在不对称关系。也就是说，低成果产出路径并不是高成果产出的反向表达，相同影响因素在不同情境下可能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比如，强经费保障在多条高成果产出路径中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而在低成果产出的路径中，却起到了抑制成果产出的效果。这说明新型智库成果产出在实践中具有复杂性，相同影响因素在不同智库的成果产出中遵循着差异化的内在规律。

结合具体实践，得出启示：一是重视智库成果考核与智库科研人员培养。新型智库成果考核与科研人员培养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由于政府决策咨询服务涵盖面广，要求智库科研人员具有广阔视野，对于智库科研人员的培养与考核，不同于高校院所对于理论专才的传统培养模式。智库科研人员培养需要更加重视应用成果产出考核激励，围绕职称、职务、称号、经费等制定更加切实可行的新型智库人才激励政策。二是重视智库交流互动与后备人才储备。与社会现实紧密接轨是党和政府对新型智库决策咨询成果的本质要求。以智库课题与服务购买为抓手，建立新型智库与党政部门、高校院所、市场主体常态化联系机制。围绕重点课题开展中长期合作，借此拓展新型智库与社会各界接触面，深化新型智库对社会问题的认识程度。与此同时，注重后备人才在交流互动中的协同作用，畅通新型 智库与党政部门之间的人才旋转门。三是重视媒体合作在高质量成果产出中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文化事业相关的新型智库，发挥传统与新兴媒体融合对于智库成果产出的积极效果。四是新型智库应结合服务重点，利用不同资源条件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智库成果产出策略。比如丰富成果转化渠道，及时反馈资政报告采用情况，以优质成果产出为导向强化新型智库与党政部门协同合作。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文章虽然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挖掘出了影响新型智库成果产出的多重组态，但由于定性比较分析主要基于案例比较进行定量剖析，未能对不同类型 新型智库的特性展开进一步探索。其次，本文虽然尽可能考虑了影响新型智库产出的多种因素，但是受到案例样本与数据的限制，仍然可能疏漏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未来仍需围绕上述问题开展深入研究。

作者分别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信息咨询部副主任；副研究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副处长